“保险+期货”是我国农业风险管理领域的重要创新。其通过将农业保险的普惠属性与期货市场的风险对冲功能耦合，构建起一套风险转移机制。本文以郑商所2026年“保险+期货”项目为考察对象，系统梳理该模式的运行机理与实践成效。同时，借鉴美国、赞比亚、马拉维等国农业风险管理经验，提出一系列建议，以期为“保险+期货”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提供参考。
农业是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影响最为突出的产业部门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呈现“重自然风险、轻市场风险”的结构性失衡局面：政策性成本保险对旱涝、病虫等自然风险有较好覆盖，但对价格波动、需求冲击等市场风险的管理能力明显不足。
2015年，大商所率先探索“保险+期货”模式。该模式自2016年起连续8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历经多年发展，“保险+期货”已成为覆盖全国数十个省份、涉及多种农产品的系统性制度安排。2026年4月30日，郑商所发布《关于开展2026年“保险+期货”工作的通知》，在苹果、红枣、花生、白糖等品种上设立县域项目和“新农提升计划”项目，这标志着该模式进入规模化、制度化、精准化的新阶段。
运行机制与模式演进
形成风险管理闭环
“保险+期货”是通过保险产品将农户的价格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，再由期货公司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保险公司风险的金融创新模式。农户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或收入保险，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进行“再保险”，期货公司在期货市场完成风险对冲，最终形成“农户—保险公司—期货公司”的风险闭环管理体系。
从理论渊源来看，该模式虽为我国首创，但其学理基础可追溯至凯恩斯的正常倒价理论、希克斯的对冲理论、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以及布莱克-舒尔斯-默顿模型的期权定价框架，它是金融理论在中国农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。
从价格保险向收入保险演进
价格保险只保价格下跌，不保产量损失。收入保险，保“产量×价格”，无论因灾减产还是因市价跌，只要实际收入低于保障水平，就触发理赔。收入保险的核心精算逻辑在于，农产品产量与价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，组合后的总收入风险低于单一价格风险。2021年，全国首单苹果收入保险在陕西黄陵落地。2026年，收入保险已成为郑商所项目主流，标志着该模式从“保价格”向“保收入”的本质跨越。
2026年制度框架与典型案例
两大项目类型与配套改革
2026年4月30日，郑商所发布通知，确立六大工作导向：巩固脱贫成果、加强品牌县建设、提升保障水平、增加项目数量、突出党建引领、强化过程管理。
县域项目方面，在品种主产县域采取“愿保尽保”或脱贫户优先覆盖的形式，品种为苹果、红枣、花生、白糖。项目细分为品牌化项目（8个）、帮扶县项目和一般项目。品牌化项目单个支持上限400万元（红枣、苹果、花生）或200万元（白糖）。
“新农提升计划”项目方面，锚定农民合作社（国家级或省级，参保不低于30户），单个支持上限35万元，支持比例不超过总保费的45%。国家级农民合作社以“组织化”为支点，省级农民合作社以“区域化”为路径，二者互为补充。
配套改革方面，2026年，郑商所修订结算管理办法、增选尿素期权做市商、免收套保手续费（高频交易者除外），释放“鼓励实体套保，抑制高频投机”的明确信号。在对外开放领域，聚酯期货板块引入境外交易者，为农产品板块的跨境风险管理提供制度模板。
典型案例分析
表为2026年落地的郑商所“保险+期货”代表性项目
黄陵项目多年实践证明了“保险+期货”模式的可持续性，形成了“有为政府+有效市场”的协同范式；延长项目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将零散果农“抱团”为统一参保单元，自缴赔付率高达254%，金融机构展业成本显著降低；麦积区作为甘肃全省从价格保险向收入保险转型的“先手棋”，触碰式增强型亚式期权在极端灾害中证明了自身价值；内黄项目嵌入银行信贷和订单收购，从“保价格”升级为“保全程”，打通了“卖给谁”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；新疆半年8个项目、1.35万户农户、17.06亿元保障，证明了“保险+期货”已从“盆景”变成“风景”。
面临的挑战
“保险+期货”推广过程中，一些结构性问题开始显现。
其一，财政补贴依赖度高，商业可持续性面临挑战。
郑商所支持上限不超过总保费的45%，其余依赖地方财政和农户自缴。一旦专项资金缩减，项目就很难推进。“资金端集中、风险端分散”的结构，导致项目缺乏自我循环的商业逻辑。
其二，场外期权定价不精准，对冲磨损推高保费。
场外期权是连接保险与期货的“转换插头”，但传统的布莱克-舒尔斯-默顿模型在面对具有“季节性跳跃和均值回归”特征的农产品时先天不足，导致定价不精准、基差风险与时间错配、对冲磨损推高保费，这些问题最终由农户买单。
其三，收入保险面临数据瓶颈。
收入保险要求同时评估产量与价格的相关性。连接函数（Copula）方法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优化定价，但我国县域产量数据依赖统计局年度抽样（时效滞后），价格数据缺乏连续、集中的田头报价，精算基础薄弱。
其四，金融机构展业成本过高。
前期保费高度补贴导致部分农户将保费视为“买彩票”，价格平稳未触发理赔时反而觉得“白交了保费”。同时，面对农户几亩地的小单子，期货子公司的展业、设计和动态对冲成本直接超过保费本身，无补贴时金融机构缺乏展业动力。
国际参照与制度移植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国际上两类成熟经验值得关注。
一是美国模式。美国收入保护计划（RP）2011年起全面推行，其采用“期货定价+动态理赔”模式。具体操作分为三步。春季定价期（2月），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（CME）相关期货合约的月均价确定“预期价格”；秋季定价期（10月），以同期期货均价确定“收获价格”；理赔时取“预期价格”与“收获价格”之较高者作为保障基准，当“实际产量×收获价格”低于“保障产量×保障价格”时触发赔付。美国联邦政府承担60%~62%的保费补贴，农户在玉米、大豆等大宗作物上的参保率超过90%。其核心启示是，将收入保险定价直接锚定期货合约，消除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之间的定价分歧。
二是非洲模式。马拉维非洲农产品交易所（ACE Africa）的社区拼单机制，允许小农户将零散粮食共同打包存入社区微型仓库，集体生成仓单，凭仓单申请贷款。2011年至2018年，ACE Africa共签发710张仓单，覆盖玉米、木豆、大豆等品种。赞比亚农产品交易所（ZAMACE）则通过《农业信用和仓单法案》建立严格的电子仓单体系，直接与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（JSE）合作，实现无期货市场条件下的跨境套期保值。其核心启示是，通过标准化仓库和电子仓单，将“粮食”转化为银行认可的“信用资产”。
然而，制度不能照搬。非洲面对的是“从0到1”的仓储荒漠——缺乏标准化仓库、农户粮食露天堆放、市场交易缺乏信用基础。而我国拥有以中储粮为代表的国家储备体系——全球最庞大的仓储网络、控温控湿质检设备顶尖——不是“在荒地上盖库”，而是“在运行中的存量体系上做制度缝合”。
我国可以借鉴非洲“把仓库钥匙变成金融代码”的逻辑，但落地路径应是功能分离（中储粮继续作为“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”，不参与仓单业务，只引入中储粮商业化板块或中粮集团参与）、制度缝合（期货交易所联合农业农村部对地方供销社闲置库容进行“系统级认证”，农户存入粮食后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电子标准仓单）、信用溢出（通过立法允许中储粮作为“第三方独立监管人”为地方合作社仓单提供质量和数量背书，只出监管不出库容）。
据此，我国应走“政府存量基础设施+数字化系统集成+期货市场对冲”的混合路径，而非照搬非洲“交易所硬控现货”模式。
建议
引入产业链企业共担保费
下游的果汁厂、油脂厂、电商平台存在控价需求。建议由相关龙头企业出资或与农民合作社共担保费。企业帮农民锁定最低收入，同时提前锁定自身原料采购成本，形成保费由产业链内部消化的局面。
阶梯式退出补贴
建议推行“三阶段模型”。第1~2年（引导期），交易所/财政补贴80%，合作社自缴20%；第3~4年（过渡期），补贴降至40%，合作社承担30%，订单企业出资30%；第5年起（成熟期），政府完全退出。核心在于“透明、跨年度、可预期”，避免骤然“断奶”。
批发化统保统签
金融机构只对接村集体合作社或大户联盟，将全村土地打包成一份宏观大单，金融机构只操作一笔大宗交易，压降99%的客户开发与合规成本。“新农提升计划”已证明此路可行。
交易所开发新产品
微型化即在场外平台推出1~2吨/手的微型期权。其与农民合作社入库批次精准匹配，从产品源头解决“规模不经济”问题。
基差化即联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地方商务部门发布每日“区域现货价格指数”，开发“区域基差期权”。其将理赔基准从全国统一价校准为“仓库门口实际现货价”，从产品层面管理基差风险。
构建“保险+期货+标准仓单质押”闭环
我们可借鉴赞比亚与马拉维的经验，建立“以粮参保—仓单质押—银行放贷—延迟销售—结算扣款”的期现联动机制。由合作社将农户粮食统一运至县域供销社仓储点，经质量检验生成电子仓单，以仓单为单位批量购买“保险+期货”产品，银行凭仓单和保单按货值的60%~70%发放低息贷款。农户拿到现金后立即支付农资开销，粮食存于仓库，待淡季高价卖出，销售所得偿还银行本息，余下利润归农户。
至于“期现协同微型交割库”牌照的创新，建议由郑商所、大商所联合地方产权交易所，向县域供销社、农业大县的骨干冷链/仓储企业颁发“期现协同微型交割库”牌照。供销社仓库经认证后，农户存入粮食即生成电子仓单，该仓单可直接在场外期权市场进行质押，无需经过传统期货交割库的复杂流程。同时，建议推动保费支付“无感化”。保费不由农户提前掏现金，而是由合作粮商垫付，或在粮食通过供销社体系挂牌卖出时从结算款中自动扣除。
结论
经过多年探索，“保险+期货”已从零星试点成长为覆盖数百万农户的系统性制度安排。2026年郑商所试点呈现三个结构性变化：收入保险正逐步替代价格保险成为主流；“新农提升计划”以农民合作社为支点的组织模式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；“保险+期货+N”的多元金融生态初步形成。
不过，也要看到，“保险+期货”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四方面的挑战：补贴依赖、定价不精、数据不细、展业成本过高。破解之道不在于数量扩张，而在于制度质变，从“政策驱动的项目制”走向“市场驱动的制度化”。国际经验表明，定价锚定期货、仓单信用重塑、跨境借力对冲三条路径均具有借鉴价值，但我国的制度移植必须充分考虑中储粮存量基础设施这一初始条件，走“政府存量基础设施+数字化系统集成+期货市场对冲”的混合路径。
下一步，“保险+期货”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在摆脱财政依赖后，凭借制度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，锻造成为一个可持续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现代农业金融基础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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